汉字教学方法

    英文是用字母表示的文字，在学习单词时必须记住字母的顺序。而汉字是用线条表示的文字，在学习汉字时只要记住线条的形状就可以了，其实只是记住线条所表示的图案。所以学习汉字不需要用逻辑思维。

    长期以来，在汉字教学中引入了英文的教学方法，把汉字分成各种结构。“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日’，念‘昌’”，“一个‘口’字，里面一个‘冬’，念‘图’”。这种教学方法是笨拙的，它把汉字拆分成各个部分，让逻辑思维不强的儿童硬记。无形中增加了教学难度，也使学生感觉识字困难。认识英文单词必须采用这种方式，但认识汉字却没这么复杂。

    古人在教汉字的时候，通常在巴掌大的红纸，用漂亮的书法写上汉字。指着这个图案告诉孩子，“这个念‘大’，这个念‘小’，这个年‘国’，那个捻‘家’”。儿童记忆结构很困难，但是记忆图案却非常容易。每天把卡片拿出来跟孩子一起念、一起玩，半年时间就能认识1000个汉字。学生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也能感受书法的美。古人经过数千年积累的教学经验，很多都是可以借鉴的。西方的教学方法并不是错误，而是适合他们的语言和文字，拿到中国却未必适合。

    今天我们小学教学大纲要求小学生在六年的学习中，掌握3000个常用字。采用学习英文的方法来学习汉字一定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小学生六年也只能掌握3000个字，很多小学生连3000个字都没办法掌握。用古人的方法，半年能认识1000个汉字，两年至少能认识3000个，中间或许有忘记的，六年时间至少能掌握6000个汉字，甚至更多。笨拙的方法，只能事倍而功半。

    古人汉字教学的方法并不是唯一的。也有更好的方式，两年就能让儿童认识4000—5000个汉字。这种方法就是读经。

    在带小孩子读经的时候，让小孩子拿着书，并告诉他读的是哪一句。然后你读一句，让他跟着读一句。他的眼睛就很自然地顺着语音对应汉字。经过几十遍甚至上百遍地反复，汉字和读音就对应上了，并且深刻的印记在头脑中。每天读经的内容大致是100—200个字，儿童读完以后，至少能认识十几个汉字，有时候能认识二十几个汉字。

    这种识字是很自然的，没有任何压力的识字。完全没必要规定他的识字进度，更不用测试。今天认识几个汉字很好，忘了也不要紧，明天读经内容中有出现，就认识了。一年的时间把《论语》读完，《论语》中出现频次比较高的字就都认识了，有一些生僻的字他们也有了印象。第二年读《诗经》的时候，生僻的字也认识了。古代私塾先生多半采用这种方式教孩子认字。

    有人问“只读经就可以了吗？”讲到这里，我们知道，读经以后识字教育就不用了。因为读经的同时，孩子就认识汉字了。一种教育给孩子多种能力，这种教育就是最经济的。现在的教育是拆分的，识字是识字，学课文是学课文。用两个小时完成一个小时的教学，这是对儿童青春的浪费。为什么总是感觉孩子的学习任务那么重？原因就在这里。

    王财贵教授把这种识字教学法比喻成煮汤圆：煮汤圆时把一锅汤圆都放在锅里煮。不管哪一个先熟，哪一个后熟。时间久了，整锅汤圆就全熟了。

    教孩子认字，就带着孩子读经。经书上的字，无论哪个先认识，哪个后认识都没关系。总之经过几年的训练，就都认识了。

    今天怎么教汉字呢？一天教10个汉字，第二天听写，或上前面来辨认。有一个汉字不认识就要被批评，罚抄写100遍。经过几天反复训练，把这10个汉字完全掌握以后，再进行下一个单元。

    整天高喊人本教育的人，有没有站在儿童的角度考虑问题呢？儿童是会忘的。教他10个汉字，忘掉一两个是很正常的，怕什么？教10个汉字，忘掉两个，还有8个。如果教50个汉字，忘掉30个，都比8个多。而且另外30个汉字也有印象，下次遇到没准就记住。怕什么？而且人认识汉字也不一定从“一”开始。“找”字比“戈”字更复杂，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先认识“找”而后认识“戈”。原因就是认识汉字不是靠部首，而是靠重复。今天教育缺逆规律而行。

    王教授说“今天的教育界如何煮汤圆呢？先烧一锅水，挑一个最小的汤圆放进去煮。等这个汤圆完全熟了以后再放进第二个煮。用这样的方法，三千个汤圆煮了六年。”

    其实儿童不必等到三岁再开始识字。前段时间有报道说一个小孩子半岁就认识了一千个汉字。他不会说话，但是父亲念到哪个字，他就能给指出来。王教授也说“一个汉字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就可以认字了”。因为汉字是图案的，儿童记忆图案的能力特别强。一睁开眼睛，就看到墙上挂的漂亮的汉字图案。他就在大人不经意的时候，一个一个琢磨，最后把这些图案完全记忆在头脑里。他不会说，也不知道怎么发音，但是已经记忆深刻了。如果大人加以发音上的指导，孩子就能将图形与声音相对应而认识汉字。所以汉字的教育也是越早越好，越早越不费力气。到了三岁，一个儿童的识字量足可以达到三千个，何必要等到十三岁小学毕业呢？幼儿园就应该把中国汉字都认完了。而且小时候他并不知道这是在学习，只当妈妈在跟他做游戏。蒙台梭利说“儿童具有极强的吸收能力”利用儿童的这个天性，创造环境，一边玩，一边教育，这就是人本教育，也是快乐教育。

    日本心理学家发现汉字能提高人的智商，因此在基础教育中尽量多的让儿童识字。其原因何在呢？汉字是方块字，在一个小方格里，线条有上万种变化，组成上万个汉字。儿童在观察汉字的时候，这些线条图案能不断地刺激其视觉神经的生长，线条图案记忆在头脑中，更能刺激脑神经元的生长。因此越复杂的汉字越有利于儿童大脑的开发。繁体字的线条比简体字复杂，更有利于儿童大脑开发，所以我推荐教儿童繁体字。

汉字的特点及优势

    人类的文字大体上有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两中。人类社会最早发明的文字几乎都是象形文字，后来其它国家的象形文字都相继湮灭，为拼音文字所取代。汉字则是唯一保留下来并且广泛使用的象形文字。

    正是这个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一派学者认为人类的文字必然趋向于拼音化，或者认为文字的拼音化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原因。所以他们制定了一个汉字改造计划。首先发明拼音以作为未来汉语文字的字母，然后进行汉字化简，最后把汉字取消，完全使用汉语拼音作为书写和阅读的工具。这一个工作自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探讨，在五十年代正式启动。发明了汉语拼音，取代了二十年代开始使用的注音符（台湾目前使用的注音符，是朝末年开始设计，在二十年代确定的，为汉字标音的符号）然后进行第一版简体字的推广。文革之前曾准备用汉语拼音取代简体字。但由于时局动荡，这个计划不了了之了。1978年，又推广了第二版简体字，但这一次由于对汉字的改动太大，而推行不下去。第一版简体字一直使用到今天。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汉字拼音化的这个话题再未被提起。这是国人对本汉字认识的一个巨大转变。

    汉字是所有人类发明的文字中最特殊的文字。不仅与拼音文字不同，而且与其它相形文字也有巨大的差别。如古埃及的文字属于实体相形文字，要表达一个“牛”字，就必须画一个牛的形状。这样的文字写法复杂，而且不容易变化。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待表达事物的增多，这种文字必然陷入尴尬的局面。今天在美州发现的玛雅人的文字也属于这类的实体相形文字。古巴比伦的文字是楔刑文字，这种文字的线条直而硬，有点像中国早期的八卦文字，更是难于变化。

    中国的汉字在很早以前就由象形转变成象意，或象事了。既把具体事物或事件的形状或精神抽象出来，用简单的线条来表达。即：可以用曲线来描绘物象、意象与事象。这样的表达可以将汉字无穷地扩充。后来又在已有汉字的基础上加上一个象声的部分，变成新的汉字，又增加了汉字的扩充能力。所以现在的汉字可以分为象形字、形声字和会意字等。汉字的表现力是无穷无尽的。

    汉字的起源无从可考，但在殷虚中出土的4000多年前所使用的甲骨文，已经具有上述的汉字规则了。也就是说在周朝以前，汉字就已经确立了具有丰富表现力的造字原则。自此以后，汉字就处于不断的改造和演进中。

    一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汉字的造字期。这个时期无论是民间还是各国的官方都在不断造字或字体的调整。哪一个字被社会广泛认可，那么这个字就变成了通用的汉字。但是各地区，各国家所认可的汉字不同，所以经常出现一个意义的汉字有十几种，甚至二十几种写法。

    秦统一中国以后，也强制各地使用统一的汉字。当然政府规定汉字的固定写法，其它的写法通通被取缔。这样汉字就完成了统一的工作。但是秦朝使用的纂字，笔画曲折，书写并不方便。到了汉朝就改用隶书。这一次汉字改革，并不是由政府强力推行的，而是民间自发产生的。因为隶书书写方便、美观，所以大多数知识分子书写时都使用隶书。这样汉字的基本形体也被确定了下来。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汉字的形体，与隶书相近。汉墓中出土的文物，只要认识繁体字，了解文言文的人，都能够很流畅的读下来。

    后来由于造纸术的发明，书写工具发生了改变，书写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原来所使用的隶书就失去了其方便的意义。又经过书法家的创作，汉字形成了楷书、行书、草书等几个主要字体，取代了隶书，完成了字体的改造。虽然后期的字体有所改造，但基本形状和结构却没有变化。也就是说，汉字在汉朝时期就已经稳定下来了。唐朝以后，汉字就更加稳定，以后的千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变化。当然有个别汉字也在简化，也有个别汉字变得更复杂，但这都是个别的调整。不是汉字不能变化，而是汉字不用变化。汉朝以后的汉字就足够表达万事万物了。

    汉字这种文字很特殊，它既可以表意，也可以表声，所以它的表现力极强。唐朝时期中国曾经向西方学习佛教，大量地翻译佛经。印度的梵语中的词汇有很多无法与中国词汇相对应，中国人就用汉字的表声能力直接用汉字表示梵语。比如：佛、浮屠都属于此类。清末民初，中国学习西方文化，也有很多时候采用这样的翻译方式，如：浪漫、引擎等词汇都是直接表声的。

    汉字的表意特征更保证了汉字的稳定性。人类的口语发音是不断变化的，尤其是古代没有传媒的时候，更是如此。古人有“十里不同音”的说法。中国若大的国土，每隔十里，发音就有差异了。但是由于汉字表意的特征，无论什么发音，想表达特定的意思，都使用特定的汉字。正是这个特点保证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同时保证汉字可以在如此广漠的国土里，如此悠久的历史中，几乎不需要变化。

    拼音文字就不具有这样的稳定性。因为拼音文字完全是表音的，其表意能力很弱。所以当发音改变的时候，文字也要求随之变化。所以今天人讲英语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大变，就是这个原因。

    有些人看到西方文字一直都在发展变化中，就认为人类的文字必须变化。这种观点其实是对汉字缺乏认识的结果。人类的文明确实在日益进步，但是记载人类文明的文字如果一直在变化，就会出现很多问题。首先是词汇量的扩充。英文词汇量的膨胀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语言学家发现如今不知道掌握多少英文词汇才能算真正学会英语。由于各地用词习惯不同，同一个意思用不同的英文单词来表达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随着语言的发展，表达同一个意义的词汇越来越多，而且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英文中的“海洋”，可以用sea来表达，也可以用ocean来表达。这有点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汉字的状况。但是因为拼音文字的特点，这个问题几乎是不能解决的。

    早期的汉字也有类似今天英文的状况。如：牛是一个字，母牛又是一个字，公牛又是一个字，那个时候汉字数量膨胀很快。后来中国人聪明了，不用创造那么多汉字，而是把汉字进行简单的组合就可以表达意思了。因此汉字基本稳定在一万个左右，而常用字只有四千个左右，日常生活用字只有两千个左右。英文单词由二十六个无意义的字母组成。而汉语词汇由数千上万个有意义的汉字组成。任意汉字都可以进行组合，组成新的词汇。其表现力由此可知。所以汉字无须像英文那样不停地变化。

    其实文字的变化并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翻译工作，必须不断地翻译历史文献。因为每一百年，其文字就发生一次重大变化。所以今天要翻译一百年以前的文献，一百年以后又看不懂今天的翻译品了，还得重新翻译。当然，那时又增加了这一百年中新文献的翻译工作。随着文明的积累，翻译量会逐渐加大，否则普通人就看不懂。今天普通的英国人，看一百年以前的文字很吃力，五百年前的文字几乎看不懂，一千年以前的文字，除非文字学家，否则没有人能认识。大量的翻译工作，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而中国却避免了这种状况。只要认识汉字，稍微训练一下文言文能力，就可以通读古今一切文章。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绝大部分书籍都是汉朝以后的。先秦的著作也被汉朝翻译成了“今文”（汉朝的文字叫今文，先秦文字叫古文）。所以经过稍微训练的人，都能通读中国历史的一切文献。

    秦朝焚书，先秦典籍所剩无几，汉朝人都用今文整理出来。自此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过翻译历史典籍的工作（有整理，没有翻译），翻译只是翻译外来的文献。这其实对人类文明进步非常有利。可惜近几十年，中国却进行了一些翻译古代典籍的工作。如：把古文翻译成简体字，把十三经翻译成白话文。其实这是人为的多余的工作。翻译成简体字，很多句子意思反而看不懂了；翻译成白话文，与原来的意思多少都有出入。所以希望今后对随着对汉字认识的逐渐加深，能够避免这些无用的浪费。

孟母学堂事件引发的思考

        《人民日报》于2006年7月25日第11版刊登了这样一则新闻：孟母学堂被上海市教委紧急叫停。该事件在教育界引起了广泛争议。其实，现在全国办学违规的事件屡有发生，学校违规操作的案例也层出不穷。为什么诸多违规事件中，惟独孟母学堂一事才引起如此之大的波澜呢？事实上，对这桩事件的思考已经超出了法律本身，而进入了对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的思考范畴中。

        孟母学堂是私塾式的教学机构，采用读经教育的教学方式（经典诵读教育简称读经教育）。读经教育是利用儿童善于模仿、善于记忆、拙于理解的天性，通过反复诵读的方式把经典文章记忆于头脑中。不强求儿童理解，只要求记忆。诵读的内容既有中文经典，也有外文名著。中文经典以十三经为主要教学内容，另外还有《老子》《庄子》《离骚》《唐诗》《宋词》等。而外文名著目前主要以英文原版《莎士比亚》为主。根据学生能力安排课程，每天诵读几百个字，日积月累，逐渐记忆。通过反复的诵读可以快速识字，学生识字量每年可以增加两千个左右，并且可以提高学生的记忆力，经过几年训练，基本可以达到过目不忘的程度。把经典文章记忆在头脑里，可以作为日后阅读和写作的基础。从经典文章中，学生也可以领悟到深层的做人道理。在教学上，上午三个半小时诵读中文经典，下午三个半小时诵读英文经典。其余时间进行休息、听音乐、体育锻炼或阅读等活动。全部教学内容都在课堂上完成，没有任何额外的课业任务。

        其实，孟母学堂的教学方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中国自古以来都采用读经教育进行教学。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引进了西方学校的教育制度和循序渐进的理解式教学方法，逐渐取缔了以读经为主的私塾教育。大概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读经教育正式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1994年，台湾台中师范大学的王财贵教授再次提出读经教育的方案。从一个小朋友开始，到一百个，到一万个，到一百万个；从台湾到内地，到整个东南亚，到世界上有华人的每一个角落。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差不多有近千万个小朋友在接受读经教育。在台湾省，起初是社区家庭自发地组织读经班，尔后逐渐得到学校教师的认可，把读经教育搬进课堂。虽然读经教育并没有得到台湾相关部门的正式批准，但是几乎每所学校都开设有读经课程。在内地，各地也兴起了民间的读经班，个别小学也部分地开设了读经课程。

        读经教育这种古老的教育方式能够在短时间得到迅速发展绝非偶然。一来家长和一些教师对目前学校教育方式普遍失去信心；二来家长和教师在读经教育实践中确实看到了学生思想的进步和能力的提高。如果不是这样，仅凭王教授及其追随者的口才，是绝不能推动读经教育的。中国的教育走产业化道路以后，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教育理论，它们的创建者也都是口齿伶俐。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理论萎缩了，有的理论湮灭了，只有读经教育的支持者还在不断的发展壮大由此可见，这种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教育方法还是深得人心的。

        大概关心教育的人都知道，现在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已成为一个严重的教育问题。虽然各级教育部门多年来一直都在致力于减负工作，可是负担越减越重，学生压力日益增加。很多儿童从小学进入小学开始就背上沉重的课业压力，白天课堂紧张一天，晚上作业写到深夜。学生如此辛苦，日以继夜，却问题多多。字写得难看，作文水平低，抗压能力差，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更让人担忧的是学生厌学情绪日渐滋生，对学校、教师以及家长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逆反心理。大部分学生毕业以后就把书本丢在一边，只有工作需要或应付资格考试时才像模像样地学习一下。难道学校毕业就彻底完成学业了吗？一种教育教得学生发誓再也不读书了，这种教育能不令人失望吗？两年前，国内曾经流行一本畅销书——《直击中国教育底线》，作者把中国的教育存在的诸多弊端分析淋漓尽致。只惜书中并没能提出没有给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

        很多对学校教育失去信心的家长，其目光就自然地被读经教育所吸引。他们把孩子送去参加读经教育课程，效果颇佳。读经教育顺应了儿童模仿、记忆的天性，又根据儿童的能力单独设置课程，因此儿童在诵读过程中感觉不到困难和压力。而且记忆力、阅读能力、表达能力、作文能力都得到提高；学生的日常行为、处世方式、沟通能力也都有所进步；学生的心智、精神状态、道德修养都明显改善；学生学习中没有压力，因此学习热情、读书兴趣也都明显增强。这些进步是具体的，是摸得到，看得见的。所以这种教育方式很快得到家长的青睐。

        当然，读经教育的开展，并非一帆风顺，持反对意见的人很多。之所以反对，其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信任造成的，认为那些“老古董”的东西发霉了，对于现代社会毫无用处；其二是对诵读方式不信任造成的，认为儿童每天只诵读会感觉枯燥，毫无趣味性，更不符合所谓的“科学教育理论”。当然，也有介乎二者之间的反对意见。有人认为儿童读经是好事，但不能全部时间都用来读经，而且经典也要有删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有些人把读经教育偷天换日变为诵读古诗文的教育，这其实也算是读经教育的反对者，只是反对得很巧妙罢了。因为在具体教学中只诵读唐诗宋词或几篇散文，这只能算是在语文教材外，针对文学作品的片断传授与补充，而不是我们所推广赞同的经典教育。虽然他们辩称古诗文的概念包含了古诗与古文，当然也包含经典，但其实是在利用概念混淆视听，从而达到反对读经教育的目的。反对者，只此几种，除此之外，再无其它。

        我不赞成盲目的支持或盲目的反对，引用王财贵教授的一句话——“你想支持，必须得了解；你想反对，也必须得了解”。王教授经常说“反对读经的人，其实是非常爱孩子的，也是非常热爱教育事业的。他们深怕孩子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受到不良教育方式的摧残，只因为对读经教育没有透彻的理解，这是我的工作做得不够。”王财贵教授虽然是自谦，但却把问题说得清楚明白。

        昔日《南方周末》刊登薛涌先生的一篇名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文章掀起了读经教育讨论的热潮，今天孟母学堂事件再次引起教育界的争论。我想这并不是坏事，引用茅盾先生在《杂感》中曾说“我们不但感谢那几位替‘白话’作辩护人的同志，并且也感谢那几位‘白话反对者’（或可说是怀疑者，因为其中几位并非绝对的反对白话）给大家一个考虑的机会：使我们的同志能够畅快的答辩一次，使反对者多一次的反省”真正对教育负责的人，应该具有茅盾这样的胸襟。

        至于上海市教委紧急叫停孟母学堂的原因有三，一是孟母学堂没有按照国家教育法规定的程序进行操作，二是孟母学堂的资费标准并未得到物价部门的许可，三是孟母学堂的教育方式与国家教委规定的教育方式相违背。

        我认为前两个并不是主要原因。九年义务教育的初衷并不是要孩子上学，而是要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虽然教育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学”但是如果出国就学，教育部门还是允许的。因为他们清楚，出国就学可以使孩子得到不差于国内的教育。这说明我们的教育部门是开明的，并不是死教条的。而对于物价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商品社会，只要不是垄断式的强买强卖，只要不构成欺诈勒索，物价部门是无需过问的。孟母学堂的费用支出是向家长学生家长通报的，学费只是支撑学生学习条件和教师生活的基本费用。公开透明的方式议价并不是欺诈勒索，并且其也不是惟一的教学机构，不能构成垄断，物价部门何故插手呢？物价部门何曾插手过钢琴教师、家教等的教学费用呢？因此前两个问题的提出，不是叫停孟母学堂的主要因素。

        恐怕第三个问题才是重要的，因为这是教育理念的差异，同时也说明上海教委的责任心非常之强，生怕孟母学堂给学生错误的教育，耽误了学生。但是他们忽略对学生能力的测评。义务教育法的初衷是保护儿童接受良好的教育，在孟母学堂的教育方式下，如果学生的能力并不比在学校中上学的学生差，何必要叫停呢？如果这里的学生能力更高，更喜欢读书，更上进呢？强令叫停是否有轻举嫌疑呢？但是从报导上看，上海教委并未对此提出疑义。

        孟母学堂的教育方式虽然是古老的，但在今天的社会却是新事物。从前教委规定的教育方式上没有考虑这种方法，今天是不是应该派专家研究一下呢？我们不能仅凭抽象的理论来支持或者反对某种教育方式，而要真实的去调查、去考证，这才是实证主义的态度。大家都知道神医经常采用违背常规的治疗方式，科学家经常创造出违背常规的思考方法，教育为何不能有违反常规的教育方式呢？只要它能够培养出人才，就是合理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无论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

        在一个项目运营过程中，应该有计划，有执行，如果执行不到位，就要加强执行力度；如果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计划有误或不全面，就要修正计划，然后项目方可成功。那么在教育设计上，先有了一个教育的基本方式，并立法以保证其执行。如果有了更好的教育理论和方法，那么法律需要进行修改或补充，否则就变成了墨守陈规，法律反而阻碍了教育的进步。在“孟母学堂”问题上，应该摒弃成见，研究其理论的可行性，测试学生学习的结果，而不应抱着教条的法律条文，一棒子打死。 

古典教育

    很多时候，我们对古人，尤其是中国古人的认识是偏颇的。自己没有读过古书，对古人没有直接的认识。我们都是透过一些人的作品去认识古人的。如《狂人日记》《孔乙己》，不能认为这样的文章不好，但是这些文章确实缺少客观性。

    曾经我也被这些虚假的谎言所蒙骗。我读过一些史书以后，发现从前的认识完全是错误的。古代的大人才太多了！有人说“乱世出英雄”。为什么呢？因为兵荒马乱，读书人少。有那么一两个人才，就显现出来了。而盛世就不同。中国每到盛世，就大力发展教育。人才济济，像在在大森林中，想比其它树木长得高，是何其难也。比如三国时期，灾害连年，国家慌乱，民不聊生。已经到了文化的低谷了。可是读三国的时候还发现有那么多人才，举不盛举。可想而知，汉唐宋时期的人才有多少。

    五四时期的社会状况比三国还不如，可是盘点一下五四时期的人才。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叶企孙、严济慈、李四光、竺可桢、侯德榜、茅以升、贝时璋、童第周、胡先骕、戴芳澜、汤佩松、俞大绂、胡适之、陈寅恪、顾颉刚、赵元任、金岳霖、冯友兰、郭沫若、梁思成。这些都是世界顶尖的人才，是今天无人可及的。这里所列也并不全面，还有更多的大师级人物不能一一列举，比如鲁迅、矛盾等就没列入在内。

    今天新中国成立快要六十年了。除了政治动乱的时期，至少也有三十年的稳定了。应该培养出大批人才了，可是我们的人才在哪里呢？不用与汉唐宋盛代相比，就比战乱的五四时期。我们培养的人有没有能与那些人才相比的？这个年代应该是森林茂盛才对，怎么没见一颗大树呢？媒体所鼓吹的这个名人，那个学者，就好像《神雕侠侣》最后一级，那些大侠在华山上，看到的小坯子在下面舞枪弄棒一样。他们声称他们在华山论剑。何其可笑。

    我们的家长、老师那么努力，孩子的书包那么沉重。可是就是不见人才出来。好容易培养几个数学奥林匹克冠军，最多也就当个讲师。如果说大陆毕竟还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台湾是够开放的了，可是台湾香港也没见有近期培养出来的人才。

    这就是我反思古典教育的原因。之所以古典教育下能培养出那么多人才，一定有其合理性。

    有人会问“你说古代教育那么好，为什么建国初期有那么多文盲呢？为什么教育没有普及呢”。教育能否普及，不在于教育手段，而在于教育条件。古代的生产力确实不高，教育经费不足，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教育的。尤其是1840年以后，中国陷入了战乱年代，灾荒、饥饿。这种状况持续了100年。生存尚且无法自保，哪里有钱搞教育呢？这才是教育不能普及的根本原因。

    在宋朝，教育却很普及。除了国家出钱办学校，很多地方乡绅倾家荡产，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办学校。欧阳修在《吉州学记》中记载“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宋朝八十四年的时候，大概在庆历三年，开始大规模建学。“其年十月，吉州之学成。”“吉之士率其私钱一百五十万以助。用人之力二万二千工，而人不以为劳。其材坚瓦之用凡二十二万三千五百，而人不以为多。学有堂筵斋讲，有藏书之阁，有宾客之位，有游息之亭，严严翼翼，壮伟宏耀，而人不以为奢。既成，而来学者常三百余人。”

    从欧阳修的文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代不只有私塾，还有学校，有书院，有讲堂等好多种教育场所。所谓“国有学，遂有序，党有庠，家有塾”。我们不能只听一面之词，把古代中国看得简单了。用清朝末年的状况衡量整个数千年的历史。

    教育普及与否与教育方式无关，却与教育经费有直接关系。今天的农村缺少经费的地方，依然无法普及教育。因此判断一种教育的质量，不能单从全社会受教育人数来考虑。而应该考虑受教育人数与成才的人数的比例。

    也有人问“如果古代教育那么好，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技？”我最讨厌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再写一本书也议论不清楚。事实上中国就是没有产生出西方式的科学。但是这个原因是复杂的。比如：先秦发展了两千多年的数学、几何、土木建筑、水利工程等科学，其书被秦始皇一把火烧得一个字不剩。所有这些都得重头开始研究。元朝的蒙古人杀掉了一半中国人，消灭了大半中国文化。明朝刚刚恢复一些，满族人又来了。这也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原因。试想人类发展到今天的文明，突然一次灾难把人类的文明都毁掉。人类又得从新发展几千年才能拥有今天的成绩。后代人会认为今天的人类文明程度不够吗？在宋朝时期，中国的科学与西方同时代相比并不落后。

    但是从中国人做学问的习惯来看，也确实不容易产生现代科学。因为中国人的学问都是实践性的，实用性的。而对那些纯粹的逻辑思辩没多大兴趣。孟子是个雄辩家，可是他也没有很多推理。他在辩论时只是用简单的例子来启发对方的思维，而不是用一大套强有利的逻辑压倒对方。这本身是中国人的思考习惯。

    所以这个问题是多方面的，我们考虑教育问题，应该只考虑这种教育有没有效果，能否培养出现在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而不用考虑那么多。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说“再，斯可矣”。想问题想得太多太复杂，反倒偏离了思考的初衷方向。

启蒙的教育

    幼儿教育，在古代叫做小学，也叫蒙学，就是启蒙教育。所谓启蒙就是开启蒙昧，打开心灵的窗口，开启智慧的大门。

    启蒙这个词好像是用来赞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在西方中世纪是黑暗的，是蒙昧的，是压制人的心灵和智慧的时代。那个时代，教会统治一切，信仰上帝以外的神就要被判处死刑。言论与上帝的要求不符，要被判处死刑。如果你认为地球绕着太阳转，那一定不行。平民是不能受教育的。只有贵族或教士才可以受教育。因为他们认为学问是神圣的，是不能给予卑贱的下民的。就这样压制了1000多年。后来产生了文艺复兴，打破枷锁，恢复古代的朴素的学风，开启人类智慧和文明。

    而中国与西方的状况不同。中国的学问一直是开放的。无论认为的确是方的还是圆的，都没有人治罪。无论你认为世界的唯一主宰是上帝，还是认为世界根本没有最高精神主宰，都不会遇到政治麻烦。一个人可以学习任何不危害它人的学问。可以学习儒家文献，也可以学习道家经典。不只可以学中国的学问，外国的学问一样可以学。中国人看到佛学是理性的，于是开始读佛经。佛经读到没的可读了以后，还要去印度取经，翻译过来，再来读。这种学术的开放是西方当时无法想象的。

    如果一定要谈复兴，中国文艺复兴了很多次。孔子创办私学，开始第一次文艺复兴；汉朝对秦代进行拨乱反正，产生了一次文艺复兴；唐朝稳定而统一的帝国建立，又进行了一次文艺复兴；宋朝平五代之乱，又进行了一次文艺复兴；五四时期不知道算不算再一次的文艺复兴。中国从秦始皇以后，每次战乱，文化都受一次破坏。稳定国家一建立，首要任务就是复兴文化。但是那些文艺复兴都不是“启蒙”。真正的启蒙就是孔子创办私学开始，开启了人类的智慧，摆脱了人类的蒙昧。

    很多人对文艺复兴有错误的概念，以为文艺复兴就是把旧文化打倒创立新文化。其实不对。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复古行为，恢复古代开放而朴素的学风，从古人那里寻找智慧。孔子的文艺复兴是复古的行为。复古才能复兴，不复古，就不能复兴。秦始皇是文化的创新，把百家都烧掉，把历史都焚毁。所以他的创新也是不可能成功的。这种创新才真正是文化的钳制，是蒙昧的开始。

    古人认为，儿童就像原始的野人，他们拥有某些人类原始的特征。比如：朴素、粗野、直率，他们还没有接受人类的文明。所以必须对他们进行启蒙，开启智慧，让他们拥有人类的文明。这就是蒙学的意义。

    人是社会性动物，必须要接受人类的文明才能适应人类社会。无论让他们接受东方的文明或是西方的文明都好。如果一个人，没有接受任何文明的教育，那就会成长为一个不文明的人，保持原始本性的人。超过一定年龄，就永远不能接受人类文明了。被狼养大的孩子，是很难学会人类语言的。如果一个人三十岁还不会写汉字，那么他这一辈子都很难学会写汉字。无论是简体字还是繁体字，他都会认为很难。当然，他比常人多下一万倍的工夫，也是能学会的。只是难度加大了。

    如今有很多人认为孩子顺其自然，不可过早的教育。这种观点产生于卢梭的那个时代。当时西方只有贵族才能受教育，孩子被奶妈看护，有下人负责教育。这种教育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人的原始本性里，并不都是坏的。朴素、直率，这些都是很好的性情。但是很多受过教育的人，就学会圆滑了，学会用言辞粉饰自己的错误。教育时，去掉野性的同时，把好的本性也给去掉了。卢梭说“为了不让儿童养成坏习惯，最好在12岁以前什么都不教”。这是为了倒洗澡水，把孩子也给倒掉的方法？怕孩子养成坏习惯，怕孩子学到坏东西，连好东西都不教。哪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孩子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你不教他，他自己也会学一些。儿童又没有建立起价值观，分不清善恶美丑，身边有什么就学什么。如果不教他好的，那么他一定学会坏的。如果这样问题就更大了。

    卢梭的理论并没有解决他所担心的问题。反而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很多人不知其所以然，误解他的意思。对教育降低了要求。在12岁以前，就随便教教。挑儿童喜欢的东西教一教，把教育变成哄孩子玩。反正孩子高兴就可以。因为卢梭说“长大了再学也一样”。不过聪明的家长，千万不要相信这样的理论。如果相信这样的理论，你随便教一下，孩子就不知道随便长成什么样子了。卢梭对教育问题分析得很透彻。但是这个解决方案却不合适。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只有本性而没有文化，就显得粗野。文饰过多，又失去了本性的朴实。既又朴实的本性又有高度的文化，才是翩翩君子。在事实教育的时候要保持人朴素直率的本性，“人之生也直”。用文化来去掉不好的粗野。然后就能成为君子了。

    五四时期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叫辜鸿铭，他说“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的生活。”就是说中国人并没有因为教育而摧残人的本性。而是把人的优质发挥到了极至。他说“中国人体会生活的时候是用儿童的心灵，但是面对问题的时候，却拥有成人的智慧”。这就是文质彬彬、风度翩翩君子。辜先生所谓的“中国人”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国人”之所以有这样完美的气质和能力，除了当时的教育方法，没有别的原因。

    儿童的心灵朴实无华，他能够感受大自然的奥妙，他拥有天真烂漫的情怀。但是成人的智慧却是人类的文明，而非自然的本性。中国人在处理社会各种问题的时候都表现得极高明的“成人的智慧”，但是每当闲处独居的时候，就有孩子般的浪漫。所以孔子才这样评价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想想我们一生奔波劳碌，追求房子，追求名车，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舒适和心情愉悦吗！

    所以早期中国人的教育，不存在卢梭所担心的问题。何必要把他的错误方式引用过来呢？如果我们想让儿童既拥有大智慧、大勇气，又保持他们朴实、天真的情怀。就应该吸收孔子的教育智慧，让孩子摆脱蒙昧。

赵元任

    赵元任，字宣仲，江苏五进人，1892生于天津。4岁进私塾读书，1910年为游美学务处第2批留学生，录取的72名学生中，赵元任排在第二位。胡适之先生也是同批留学生，当年胡适之先生排在第55位。赵元任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获理学士学位。同年进入哈佛大学，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任康奈尔大学物理讲师。1920年回国任清华学校心理学及物理教授。1921年再入哈佛大学研习语音学，继而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中文系教授。1925年6月应聘到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指导范围为“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1929年6月底国学研究院结束后，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授“音韵学”等课程。主要著作有《国语新诗韵》、《现代吴语的研究》、《广西瑶歌记音》、《粤语入门》（英文版）、《中国社会与语言各方面》（英文版）、《中国话的文法》、《中国话的读物》、《语言问题》、《通字方案》，出版有《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等。1938年起在美国任教。

    他是著名语言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和音乐家。在中国语言学界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在数学、物理等学科上也有相当的造诣。近年，哥伦比亚大学准备为其修一座纪念馆。

    因为他与胡适先生交好。胡适在文革期间被封杀批斗，他也被牵连进去。所以大家对这样伟大的人物可能不太熟悉。不过最近出版了《赵元任全集》，各大书店都可以买到。他不是什么政治家，也没有出什么风头，只是在学术上却有很高的造诣。

    如果他的成就只在于语言学和哲学，也不足为奇。语言学、哲学、心理学，同时又是音乐家，又是物理学博士。这些学问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可是他能把每一种学问都学得很深。这就是所谓的全才，所谓的“君子不器”。

    当然赵元任也不是个别现象。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研究一下五四年代的学者。随便就可以列出几百个。当然那年代的大学者也远不只之几百个。不过今天有些人连近代的书籍也没读过，不晓得当年的人才是怎样的，也没听说过当年究竟有多少人才。只是附和一句“当年那个状况比较容易产生人才吧？”如果有这种观点，希望动脑筋想一想。在那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年代。能够接受教育的人就已经很少了，哪里那么容易出人才呢。可是当年就有那样的人才，并且数量很多。在历史上国泰民安时期的人才更多，比如汉朝、唐朝、宋朝，举不胜举，否则所谓中国几千年文化从哪里来呢?

    今天国泰民安的社会里，国民基本上都普及了九年教育，可是有几个类似赵元任那样的人才呢？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有查出今天中国包括台湾香港有哪一个是这样的大人才。如果哪位朋友帮忙查到，我可以在本书中加以补充。

    今天的孩子哪一个不聪明？可是老师们天天抱怨，现在的学生素质逐年下降。为什么聪明的孩子上了几年学以后就不聪明了？难道不值得思考吗？

赵元任也不是天生就有这样才能的。他的才能同样是教育的结果。如果我们的孩子如果能够按照赵先生成长的方法接受教育，将来也能否成为赵元任呢？或许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的如法炮制，在事实过程中会打折扣。孩子不会成为那么多“家”，有一两个“家”也不错吗！不过很可惜，我们今天的教育打了折扣，而且打了大的折扣，乃至于折扣到零。所以我们无法培养出这样的人才了。

    教育目标就应该定在这样的高度上。然后再去设计课程。所培养出来的孩子，或许因为天资问题，有所差异，但是绝大多数人至少都应该达到赵元任的1/3的程度。有天姿聪明的，零岁到三岁受过良好的环境熏陶和教育的，应该比赵元任更优秀。因为在当年和历史上，比赵元任优秀的人太多了。

    可是今天我们的课程就设计在了技术工人的目标。所以学生最多就是个技术工人。资质有所不同，所以有很多学生，连技术工人都达不到，一毕业就失业。哀哉！哀哉！可怜我们的孩子。